酒瓶廠家談古瓷制品文化

一、甘肅天水的大地灣文化遺址從距今八千年左右,出土陶器四千多件。陶器上有十幾種彩繪符號和刻劃符號,這些符號有直線,也有直線帶箭頭的;有曲線,也有類似于X形的。這與1954年在西安半坡出土陶器上的刻劃符號有的基本一樣,但早了一千多年。盡管目前我們對這些符號“刻劃的意義至今尚未闡明,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彩陶上的那些刻劃符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2]。這些鐫刻、打印或書寫于陶器、磚瓦質材上的文字,有人稱之為陶文。以前人們一般認為我國現存最古老可識的文字是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現在看來陶文比甲骨文起碼還要早。 

　　如果說語言是人脫離動物世界進入人類社會的標志,那么文字則是人類社會中蠻荒和文明的分水嶺。也許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具有文字性質的刻劃符號與文字等同起來,但那些帶有某些規律性的符號的出現以及與后來半坡出土的陶器上的一些符號的吻合,不能不承認它具有一定的表義功能[3]。 

　　二、古瓷制品品種眾多,造型優美,裝飾多樣,表明其制作、裝飾、燒造均已達到了相當先進的程度。古瓷制品上的具象紋飾與規律化的幾何紋飾,對以后的陶瓷裝飾產生了深刻影響,為以后的藝術發展提供了可貴的因素。浙江余姚出土的河姆渡文化魚藻紋、鳳鳥紋盆上紋飾豐富,頗有生氣。余姚出土的夾炭黑陶上還有豬紋、稻穗紋等。動物紋飾和植物紋飾在陶器上的先后出現,表明當時狩獵為主的社會已過渡到以農業為主的社會。 古瓷制品上反復表現的動植物紋飾,不僅反映了先民們的生活環境和勞作內容,其中有些紋飾還記載了他們的圖騰崇拜。郭沫若在談到新石器時代的動物紋飾時說:“在馬家窯文化的彩陶上發現有蛙、鳥的圖像;在仰韶文化的彩陶上除有鳥、魚、蛙等外,還有人首蟲身等圖像,有些可能就是當時的氏族圖騰”[4]。大多數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都贊同這一觀點,有的學者還進一步論證了這些動物紋飾的種種文化圖騰功能。 

　　有些古瓷制品上的紋樣是各氏族部落的標志,表現了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與精神生活。河南臨汝出土的仰韶文化時期“鸛魚石斧圖彩陶缸”,記錄了部落兼并的重大事件。在長形陶缸腹部畫面上,右為豎起的石斧,制作考究,斧上還有裝飾圖紋;左有一只高大肥碩的鸛鳥,兩腳并立,圓目長喙,叼著一條魚。此圖以鸛魚之爭比喻兩部落之戰,以肥碩的體形象征鸛族力量強大,以石斧象征鸛族統治魚族的權力,以叼魚比喻降服魚族。這幅彩陶畫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文物價值。

      三、除了這些古瓷制品,以后歷朝歷代的精美瓷器,也都包蘊著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瓷器是中華文化的象征,制瓷和建筑、絲綢一起,被譽為中國古代三大技術。中國宋代瓷器還同古希臘雕刻、法國近代繪畫和日本現代陶藝一起,被稱為世界美術史的四大高峰。瓷器發明之后,涌現出了為數眾多的不朽名瓷。以景德鎮為例,在漫長的制瓷歷程中,不同時期的瓷器各具特色:五代的古樸水靈,宋朝的溫潤清新,元朝的充實茂美,明朝的典雅精工,清朝的繁縟華麗,現代的絢麗多彩[8]。其四大傳統名瓷之一的高溫顏色釉瓷,由于色澤多變,有千窯一寶之說。“三陽開泰”是其中的珍品,人謂可遇不可求,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只有景德鎮一個瓷廠的一座柴窯里的一塊窯位上才能燒制出來,堪稱稀世珍寶[5]。該瓷富有中國文化內涵,在烏黑閃亮的釉面上,呈現出三處扁圓形的紅釉,紅釉四周噴射黃、青、綠各色光芒,恰似三顆太陽噴薄而出,故稱“三陽開泰”。易經上有“正月為泰卦,三陽生于下”的說法,意為冬去春來,陰消陽長,萬物復蘇,呈現吉祥。起名“三陽開泰”,寓有“三陽開泰運,五福轉新機”之意。

     古瓷制品文化是與人類社會相伴而生、共同進步的特有現象,自古至今源遠流長。無論是遠古時期的陶器,還是以后歷朝歷代的精美瓷器,都包蘊著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文化是人類社會的特有現象,和人類相伴而生,與社會共同進步。作為歷史悠久的文明之邦,我國的文化內蘊厚重而源遠流長。在記載歷史與文化的眾多物品之中,既有甲骨、泥塑、青銅器,又有石刻、壁畫、帛畫,等等。在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古陶瓷乃是文化的一種重要載體。英國著名美術評論家赫伯特?里德說:“陶器既是一切藝術中最簡單的,也是最困難的……,這種藝術是如此地與本土文化上之各種需要密切不可分離,以致每一種民族的本土文化精神都必然會在這種媒介中尋求它的表現”[1]。探究我國古陶瓷的文化內涵,無疑能夠揭開蒙在古代文化上的神秘面紗。

   以上就是酒瓶廠家對古瓷制品文化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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